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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旧话重提 联想创业史被“演绎”?

时间:2009-11-24 10:44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黎光寿 点击: 39次

       我们都还活着,历史怎么能演绎?对于联想创业史,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联想集团总工程师倪光南有话要说。 11月14日,在中关村计算所一间办公室,70岁的倪光南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专访。 11月16日,联想集团前身、计算所公司首任总经理王树和也对记者表示,一
  “我们都还活着,历史怎么能演绎?”对于联想创业史,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联想集团总工程师倪光南有话要说。

  11月14日,在中关村计算所一间办公室,70岁的倪光南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专访。 11月16日,联想集团前身、计算所公司首任总经理王树和也对记者表示,“一些书里的联想创业史很片面,我们过去集体创业的历史,现在都变成‘一个人打天下’的历史了。”

  “倪光南们”要说什么?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天下是一个人打出来的?

  在联想集团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文字:1984年,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带领10名中国计算机科技人员前瞻性地认识到了PC必将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怀揣着20万元人民币(约合2.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成功产品的坚定决心,这11名科研人员在北京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开始创业。

  “公司董事长和首任总经理都不是柳传志,他怎么一个人创办了公司呢?”倪光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公开资料显示,倪光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领域最具贡献的科学家之一,1984年他受邀成为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以下简称计算所公司)总工程师。

  1994年起,倪光南被解除了总工程师的职务,1999年被解聘。虽然离开了联想,但倪光南一直在关注联想的发展和创业史。

  倪光南给记者提供了联想及其前身成立以来的宣传册的扫描件。其中,1988年的手册上有公司领导人的照片,依次是:董事长曾茂朝、前任总经理王树和、总经理柳传志、总工倪光南等。

  对此,王树和表示,“历史是不能演绎的,天下也不是一个人打出来的……一些书里的联想创业史很片面,我们过去集体创业的历史,现在都变成‘一个人打天下’的历史了。”

  首任总经理王树和忆创业

  “我们当时不像书里写的那样,不是某某人毅然决然地抛掉了金饭碗,跳到了商海里边,打拼了一个新天地。”2009年11月16日,在中关村计算所附近的一间会议室里,王树和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一书中,有一篇作者署名为柳传志的文章 《联想初创时期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曾茂朝对柳传志说的话:“将来科学院的研究所到底怎么搞,现在很难看清。你们就作为所里埋伏的一支精兵吧,到了关键的时候就要发挥作用……”

  记者未能向当事人求证此话的真实性,不过王树和说,“这段话也是演绎的,计算所公司的成立是在当时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计算所被划为技术型研究所,科研经费面临削减,是我们为寻求出路做的一个努力。”

  在创办计算所公司前,王树和是计算所科技处副处长,对计算所的科研成果比较了解。“当时(1984年)计算机是一个新兴产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计算机公司像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著名的有四通、信通、科海、京海等公司,他们给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比较优厚的待遇,对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方面是要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住我们的科研人员。”

  王树和说,计算所给了20万元的开办费,所里的房子随便用,所有人还在领计算所的工资。这样,计算所公司就在一间小平房里诞生了。

  上述《回忆》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和我有一次谈话,我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对200万元究竟是多大,则完全没有经验。”王树和说,当时见周光召是他带着柳传志去见的,而不是柳传志一个人去。

  公司成立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生存。王树和说:“当时有的人要卖旱冰鞋,有的人要做收音机,有的人要卖电子表,还有的人要做计算器,货都已经进了。”

  王树和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大约在混乱的状态下运行了一个多月,他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便对所有人说:“我们是计算所的公司,就应当卖计算机。”从此才正式确定计算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汉卡研制日期“被推迟”

  柳传志和王树和“十八相送”的故事很让人难忘。

  王树和说,创业初期,他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整天都在办公室加班,“我离家太远,中午饭我在张祖祥家吃,晚饭去柳传志家吃,有一次晚上去柳传志家吃饭了以后,他送我回家,我们就这样送来送去,讨论公司的发展问题,觉得倪光南的汉卡不错。”

  许多媒体在描述他们三人去请倪光南之前在手心不约而同地写上“倪”字的情节,王树和说,实际上没有这个情节,“可能是最初的作者《三国演义》看多了,借用了诸葛亮和鲁肃用火攻曹操的情节和典故。”

  在联想集团的网站上,汉卡的研制日期为1987年。而在1986年印制的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科学技术成果汇编》(1979年到1985年)小册子中,注明LX-80联想式汉卡的研制时间是1983年8月~1984年5月,是联想成立之前。主要科技人员是倪光南、竺乃刚、秦梅芳等人,倪光南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王树和说:“汉卡最早是竺乃刚在负责,倪光南只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不过他们的贡献,不好说谁比谁更大。竺乃刚出国以后,汉卡主要就由倪光南做,当时已经授权给另外一家公司生产”,“计算所公司成立后,我带着柳传志邀请倪光南来做总工程师,后期的汉卡才主要由我们来做。”

  第一桶金来自500台微机

  王树和介绍,中科院要给下属研究院所配备500台微机的愿望,给计算所公司带来了第一桶金。

  在众多的公开资料中,联想的第一桶金被这样描述,20名员工肩扛手提,将2000个包装箱像蚂蚁搬家一样……挪到三层楼上我们借来的大型机的机房中,赚了70万元。但倪光南说:“这是不客观的,我们当时每台计算机赚了1400多元,是一个大学毕业生25个月的工资,光靠搬机箱、流大汗怎么可能赚到这么多钱?”

  “当时的计算机都是从国外进口,操作系统全部都是英文的,市面上也有几种汉卡,但都不稳定,我们负责这批计算机的验收、组装、培训,还装上了倪光南的汉卡,一下子就赚了70万元。”王树和说。

  倪光南强调,在计算所公司1985年和1987年的销售额和利税中,联想汉卡分别占了38.1%和45.6%。“买汉卡的用户往往也买微机,汉卡也带动起整个经销。当时公司的利税率高达30%,是靠产品的高技术附加值,而不是靠品牌、规模或渠道。”

  联想公开的宣传册显示,计算所公司1985年的销售额是300万元,1986年的销售额为1800万元,1987年的销售额是7200万元,1988年就超过了1亿元,成为中关村首屈一指的大公司之一。

  汉卡在198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计算所公司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申报书中,汉卡在1985年4月~1987年12月,为公司创造的产值是3473.5万元;而联想系列微机从1990年4月到1991年11月期间创造的产值是2.52亿元。

  大型机成果非联想所有

  柳传志在《联想初创时期的回忆》一文中说:“1985年,我们取得的原始积累中,还有从皇粮里分得的一杯羹。计算所在KJ8920大型机的研制过程中,让我们承包、代包了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等大部分任务,这些成为稳定的利润来源,也充分体现了公司的先天优势。”倪光南认为这种说法有侵权的嫌疑,“他不是侵了我的权,而是侵了计算所和主研发人张修研究员的知识产权。”

  “KJ8920是计算所另一项重大成果,由计算所副所长张修研究员等人研制,此项成果获得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该项目人员并未进公司,项目也没有在公司中转化,后来多年取得的利润也不归公司所有,把计算所的这项知识产权说成是自己的,是对计算所知识产权的不尊重。”倪的说法也得到了王树和的证实。

  “1989年联想集团成立,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处理系统。”王树和表示,联想初期的飞速发展,除了几个负责经营的人员努力外,计算所对联想的支持、倪光南的贡献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1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联系到联想控股公关人士。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她表示柳传志的时间已经排到了一个月以后,现在肯定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不过联想公关部给记者回信说,倪光南院士近期的文章他们已经认真阅读,认为文中诸多观点并非基于事实,“公司不愿对倪光南院士的个人观点发表过多评论,从而引起毫无意义的争执。”

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 《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 《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五毛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治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我为什么不快乐

      我承认,我对现世过于苛刻,不应得到长久的快乐。但我也希望拥有部分的快乐和欣慰,生命的长流中,有那么一点点抚慰,也是继续存在的所系。

      但,我始终快乐不起来。

罗素之言,与君共享尔

What I Have Lived For
  By Bertrand Russell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1)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2)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These passions, in a 3)wayward course, over a deep ocean of 4)anguish, reaching to the very 5)verge of despair.
  I have sought love, first, because it brings 6)ecstasy-ecstasy so great that I would often have 7)sacrificed all the rest of life for a few hours of this joy. I have sought it, next, because it relieves loneliness-that terrible loneliness in which one shivering consciousness looks over the rim of the world into the cold 8)unfathomable lifeless abyss. I have sought it, finally, because in the union of love I have seen, in a mystic 9)miniature, the 10)prefiguring vision of the heaven that 11)saints and poets have imagined. This is what I sought, and though it might seem too good for human life, this is what-at last-I have found.
  With equal passion I have sought knowledge. I have wished to understand the hearts of men. I have wished to know why the stars shine. And I have tried to 12)apprehend the 13)Pythagorean power by which number holds sway above the flux. A little of this, but not much, I have achieved.
  Love and knowledge, so far as they were possible, led upward toward the heavens. But always pity brought me back to earth. Echoes of cries of pain reverberate in my heart. Children in famine, victims tortured by 14)oppressors, helpless old people a hated burden to their pain make a 15)mockery of what human life should be. I long to 16)alleviate the evil, but I can't, and I too suffer.
  This has been my life. I have found it worth living, and would gladly live it again if the chance were offered me.

  我的人生追求

  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这些激情像飓风,反复地吹拂过深重的苦海,濒于绝境。
  我寻找爱,首先是因为它使人心醉神迷--这种陶醉是如此的美妙,使我愿意牺牲所有的余生去换取几个小时这样的欣喜。我寻找爱,还因为它解除孤独--在可怕的孤独中,一颗颤抖的灵魂从世界的边缘看到冰冷、无底、死寂的深渊。最后,我寻找爱,还因为在爱的交融中,神秘而又具体而微地,我看到了圣贤和诗人们想象出的天堂的前景。这就是我所寻找的,而且,虽然对人生来说似乎过于美妙,这也是我终于找到了的。
  以同样的激情我探索知识。我希望能够理解人类的心灵。我希望能够知道群星为何闪烁。我试图领悟毕达哥拉斯所景仰的数字力量,它支配着此消彼涨。仅在不大的一定程度上,我达到了此目的。
  爱和知识,只要有可能,通向着天堂。但是怜悯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呼喊的回声回荡在我的内心。忍饥挨饿的孩子,惨遭压迫者摧残的受害者,被儿女们视为可憎的负担的无助的老人,连同这整个充满了孤独、贫穷和痛苦的世界,使人类所应有的生活成为了笑柄。我渴望能够减少邪恶,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在忍受折磨。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它值得一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很高兴地再活它一次。

人际泡沫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表情很丰富,内心却苍白。交往很频繁,朋友却稀少。圈子很热闹,生活却无聊。正所谓: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名片盒里一大把交换来的名片;手机、笔记本电脑,甚至记事本,存满了各种关系户的联络方式;每天,手机都要频频响起,“各路人马”通话时都是一股亲热劲……看起来结识的人实在是不少,但事实上,真正能称之为朋友的寥寥无几,这就是看似膨胀实则空虚的“人际泡沫”。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文明里,安妮宝贝们直抵人心的小说才会有大市场。在她的《彼岸花》里,那个绢生成了许多城市男女的写照:常常日夜颠倒地加班,电话、电脑、传真、打印机等现代办公通讯工具维系着自己与社会的热闹关系。

  人际交往在此刻的中国城市成为不断膨胀的泡沫,破灭之后,显露出来的是一座座千疮百孔的“城市孤岛”,所以绢生觉得“世界繁华依旧,却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

  有人认为,像绢生一样选择自杀也许是城市心灵最后的救赎。显然,和日本上世纪高速工业化年代高自杀率一样,中国的城市心灵也正在经受着人际泡沫的考验。

  现在社会的人际交往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社区,越来越宽泛。有很多人际交往的出发点就是工作,带有很强的职业性和功利性,自然不可能太过交心。另外,现代人的私密意识越来越强,也是造成“人际泡沫”的一个原因。“人际泡沫”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清除“人际泡沫”,换了一部手机,手机卡可以直接插入新手机,但存在原手机上的电话号码要全部转到新手机上,一条条的重新输入的确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于是促使他采取了精简手机号码的行动。仔细看了一遍所有的号码,才发现这么多的号码中,其实有一部分号码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有的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有的是曾经工作中接触过的人,有的是只有几面之缘的人……还会跟他们联系吗?留着还有用处吗?也许别人也早已换号了,自己也早已从对方的号码簿中被“清除”了吧,何必考虑这么多了,干脆把这样的号都删掉,为自己的号码簿来个精简,让自己的人际不在泡沫。

  人际,就是张关系网,讲的通俗,就是用于互相获取利益的人际圈,一切以自己的得利贯穿始终,同时,给予他人以一定的利益而张开的一张人际网络。剥离开用于利益交易的那个层次的人际网络,真实互相了解、互相交心的人又有几个人。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罗肇锦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 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 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对“洗脑文化”的反动

文/吴晓波
  我对从事过某种职业的人充满敬意,其中之一,就是水手。
  茫茫大海中,水手日日苟踞在一个狭小、潮湿的空间里,天天经受骇浪的颠簸,时时面对无边无际的空虚,在到达港口之前,水手的时间总是与煎熬和挥霍有关,他的生命随时有可能被轻易地剥夺,浮躁和无助的渺小感总是笼罩在航行的每一个日出月落。我之所以对当过水手的人充满敬意,是因为我觉得,大凡经历过这种历练的男人应该算是被彻底地折磨和锻造过一回了,他知道什么是渺小,什么是敬畏,知道如何抵抗空虚,明白如何打发生命,普通人看来很大的困难在这些人眼中大概都不是问题。
  所以,当我听曾文祺说他曾经当过水手,便油然地对他另眼相看。在我看来,水手的经验足以让人从容应对商海的动荡和考验,而且会在这期间比其他人多出另一番的体验。我想,9年前,当他孤身一人背着行囊从台湾来到大陆的时候,举首瞭望广袤的中国市场,内心一定也像他当年做水手面对大海时一样的充满好奇、恐惧和丝丝的争胜感。数载既过,曾文祺和他服务的台湾明基并未被市场吞噬,他们从小小的键盘产品起步,剑及履及,日日生大,如今已悍然成为中国IT市场的主流力量,2005年初,明基更是收购德国百年公司西门子的手机事业部,开始向全家电领域进击。作为中国大陆市场的营销总经理,曾文祺如今已成为公众人物。
  我第一次听说曾文祺,是在《中国企业家》上,他每月写的一篇专栏。我向来有剪报的习惯,记得还曾经剪下过两篇他的文字,那股儒雅气质从一开始就很吸引人。在当今中国的商业人士中,有三四位擅长写作的人,譬如万科的王石、中粮的宁高宁、SOHO中国的潘石屹,再就是曾文祺,前面数位大多以本色写作,其气概天生地就,文字直来直往,视天下为无物,相比较,以曾文祺的书卷气最重。他之所得,一半来于商战实践,一半取自书本阅读,据说他写作极慢,一篇文章往往要枯坐多时,苦酿数日,思考周全才下笔成文。这样的写作已没有了丝毫功利的成分在内,纯粹是内心自然的流露、理性单纯的表达,是对文字和思想由衷的喜乐。对于绝大多数的商业人士来说,日复一日的角斗鏖战已使得他们终日沉浸在喋血的快感中,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生命中某些虚妄却有体温的问题。曾文祺式的生存,大概算是一种异数,他被传媒称为“IT牛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那骨子里从未散去的缥缈。
  曾文祺除了喜好写作,在日常的公司管理中,竟也时时不忘试验他的某些理想。在明基苏州公司,他建了一个类似星巴克的咖啡吧,员工可以在作息期间去那里轻松地聊天沟通;他还定期开办“读书会”,把自己的读书心得与下属分享。他幻想在明基培育一种时尚、透明和快乐的作业氛围,让人性化的成长与公司的进步环环相扣。
  作为一名公司观察者,我是由衷地喜欢曾文祺的这些动作。当今中国的公司文化,充斥着伪善、轻浮和言不由衷,“不问任何理由地执行”、“只关注自己岗位的细节”、“像狼一样地为公司攫取利益”,对这些理念的推崇,正让中国公司陷入空前的功利误区,可以说,自2000年以来,一种奴役式、麻痹式的洗脑文化正席卷中国公司,企业家们更希望用这种文化来改造所有的员工。曾文祺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股潮流的一次反动。
  某一次去明基,曾文祺送我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品牌始终来自人性》,他很喜欢这个书名并一再地将之视为品牌打造的核心理念。作者ScottBedbury曾经参与耐克和星巴克品牌创造,在书中他写道:“伟大的品牌之所以受到尊重,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成为会生金蛋的母鸡,还因为他们拥有崇高的价值……建立永续的企业等于给了企业良知或一颗心,为了人性,我希望社会能给建立更好(而不是更大)品牌的企业更多鼓励,大家不再用财务数字的大小衡量企业的力量,我们必须开始把企业的善意、道德以及企业对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贡献一起列入评估。”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我看到,曾文祺也在自己那本《品牌始终来自人性》中的这段文字上重重地画下红杠。今天拿到这本书稿,我便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位水手出身的“IT牛仔”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定名为“专业的善良”。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策划人。)

中国的前途能靠中产阶级吗?

何清莲:在中欧学院eMBA 讲课前后

今年夏天,我到一个比较特殊的MBA(工商管理硕士)班讲学。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班的学员们大都属于“成功人士”,主要是经济精英,中国知识界大都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他们。据介绍,这个班是欧共体与上海一著名大学联合办的,学员来源有三类:一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学费35000元;二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学费6千元;第三类是民营企业家,学费18万元。学员们属于前年报纸上猛炒的那类开着“奔驰”之类进学校的“老板”,我问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进这个学员班?他们的答复倒也直截了当:一是觉得这个班的名声好,讲起来“牛皮”;二是可以在这里结交一批精英,这个班的学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社会关系网络。我想起西方一些石油大亨、王公贵族们将自己的子女们送进一些著名的私立学校念书,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子女们将来长大成人后有一个现成的同学关系网利用。
  这类“成功人士”在深圳我曾见过好些,大都属于一种类型:受过一定教育,平时也读些书,从伟人传记、世界名著到网络,基本也都在他们视野之内,经济管理类书籍是阅读重点;个别特别爱读书的,还知晓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当红学者都是谁。他们的家庭出身不一,既有出身于一般城市平民(包括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出身于中、小干部家庭,还有个别出身于农村的。不过,他们现在的政治态度似乎与家庭出身关系不大,主要由他们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决定。
  我讲课的内容是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及近中期走势。虽然部分“新左派”因为我不提倡“革命”,早已义愤填膺地将我踢出了“工人阶级与下层人民代言人”的队伍。其实我本来就不敢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为没有任何工农群体通过一定的选举形式将这一桂冠赠送给我,但在这类成功人士眼里,我确实是与他们的主张很不一致。两天的接触过程中,负责接待的一位学员,某民营大公司的总经理L先生,就不断与我谈到他们跟我的分歧,我倒是很愿意听他们多谈谈看法。
  当我逐一就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分析以后,不少前来听课的人士纷纷就演讲内容问问题,那些提问我大多已记不清,只有一位先生反复陈述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他问我,中国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所有的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死胡同。”这位先生却认为,中国目前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社会安定团结方面都很不错,虽然有些问题,但总体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很有成效,因此他总结说:“我认为,中国至少十五年内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前车之鉴,如果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控,像苏联东欧那样发生社会动乱怎么办?”我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不要求五十年内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啊?那时候咱们都不在了,不是什么风险都不用担了吗?”听众们哈哈大笑。
  L先生约好第二天晚上请我吃饭,还有几位大企业经理也想一起聊聊,我说我也有两位朋友Z先生与X先生要来看我,L先生表示慕名已久,干脆一起谈谈。我想这可以了解中上阶层的政治态度与社会参与意识。第二天晚上来了四位“老板”,两位是民营企业老板,两位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即所谓“假老板”,这些人素质都不低,见识谈吐都属九十年代崛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代知识型企业家。
  一位国营企业老板侃侃而谈,说保卫国有资产不流失,其实没用,目前正在加剧流失,剩下的也没多少好资产了,不如现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里,还可以干点事情。我对他说,问题不在于分不分家,而在于按什么原则瓜分国有资产?哪些人有资格参加瓜分?这位先生的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参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参加分配。我请他解释,所谓“知道的人”是不是指有权力者?如果是,那么“不知道”的人怎么办?他更坦然答道:“‘知道的人’就是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指没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过有些不知道的人,只要叫得凶一点,也多少分一点给他们堵住嘴巴。”
  接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十五年不要提上日程的那位先生又谈起来,他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党委副书记,年纪大概四十岁左右,我请他详细谈给Z、X两位听听,这一次他陈述了中国现在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的种种理由,最主要是中国民众素质很低,给了权力也不会用;中国的传媒也需要管制,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一样,实行西方国家那种新闻自由,岂不乱套?总之,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非常好,不需要进行深层改革,一旦改革,只会更乱。前后这两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看过不少书,谈得引经据典,让我们三人听得目瞪口呆。
  L先生最善谈,也是一套一套。他先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谈了一个理论:他所到过的所有地方,第一把手是不贪污的,因为这些人有责任心,这个地方是他的;犯错误的全是二把手以下的官员。他还列举他所见到过的清官,如某县委书记是如何清廉且勤政爱民,没花一分钱用在行贿上面。接下来他就直接批评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太偏激,将官员们讲得太坏了,“其实还是有不少清廉勤政的好官,我所接触到的官员,大多都是这类官员。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路干净,与贪污受贿不沾半点边。我敢起誓,我的第一桶金,还有后来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接着他谈到对江泽民的评价,他说他观察了江主席十几年,发现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不露声色就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比如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创新。我们很有兴趣,请他说说他认为“了不起”在哪里?L先生不紧不慢地为我们条陈缕析:“所谓‘三个代表’,下的定义共三层,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二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三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三个当中,最后一个是虚的,都谈了几十年,什么时候拿出来讲什么时候都落不到实处,但有道德作用。只有前两个才是实在的。那么,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我们!别说下岗工人,就是工人又怎么着?他们绝对不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说白了一句话,谁牛皮,就代表谁呗。”
  然后,L先生话锋一转:“何老师,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反对黄色经济?农村的女孩子长大了没事干,就应该让她们到城里来,反正在乡下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来城里找条路。这样讲,我知道你肯定要反对,但我谈谈好处,你看看有没有道理?一个农村女孩子到城里从事‘三陪’,假如她有三个弟弟,那么她挣到的钱,可以供一个弟弟去学会计,一个弟弟学法律,还有一个学金融。就算她没有弟兄要去读书,至少也可以提高她家里的购买力。农村家庭提高购买力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城市里的库存物质就可以送到农村里去,这样就可以带动城市的生产,提高工人的工资,然后提高城市人口的购买力,整个经济不就这样兴旺起来了。发展经济讲道德是没有用的,越南提出牺牲一代少女,其实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走这条路。你看泰国不就是这样发达起来了吗?”
  我无话可说。确切地说,是根本不想说什么。他描绘的一个“三陪女”供三个弟弟上大学这故事,我看过一篇有这类情节的台湾短篇小说,那女孩后来人老珠黄,一身无法治愈的病,衣食无着。而已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的弟弟们,没有一个愿意认她,相反都认为她丢了他们的脸,让家族因她而蒙羞,对她又恨又讨厌。这个故事阐明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里有普遍性。但我却一直认为牺牲个体利益去换取另一些人的发展,谈起来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视了被牺牲者的尊严与人生,里面蕴含的不公平很少有人去思索。这在按人群计算价值的中国可能行得通,但在珍视个体生命的西方文化里肯定不被接受。因为那里的生命价值不是按照“大数原则”计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来说也许不重要,但对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地珍贵。
  至于“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理论,我知道不是L先生的创新,肯定是他这两天提到过的某几位少壮派经济学家们介绍的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虽然他们从来就未曾撰文系统谈过这些观点,但许多人却私下听他们谈过。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从来不喜欢与人争论,记得加尔布雷斯说过,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理论。这也算是转型期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新吧?
  十一点多钟时,谈话也尽了兴。出门等车时,我对Z、X两位朋友说,听听挺有收获吧?两位还多少有点不理解: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不要民主?为什么不想深化改革?
  我说,这点比较简单,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产生原因与英国法国不一样,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几乎是完全是附着在这体制上,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这个体制,也就没有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体制消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可能。这个体制存活得越长,对他们来说获取的利益也将越大。
  作为一位学者,我深感自己在改造社会方面的无能。但我始终认为,能够尽最大努力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认真倾听时代的各种声音,并将那个时代的“常识”揭橥于世,也算是学者一种难得的荣幸。
  我至少可以告慰自己,在时代的大变革当中,我没有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世界说过假话。
  不需要讨论中欧的问题,那些人代表了整个中国的中产偏上的阶级,他们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的。
  文中的事情我早就听说过了,那些人想法,我可以说甚至比作者知道的更早,这样想法的人确实不占少数。
  但是就我所知,也有很大一批人是持有正直的观点,至少我身边接触到的国企,民营,私企都是这样,大家正直的做人,对待工人从不会有什么歧视,聚会也不会去嫖娼,但是,大家都很难面对日益加大的裁员压力。日子过的很艰难。

残篇断简

  在这个世界上,荣誉、权利和受人尊敬是向财富而非智慧聚集的,法律的作用就是确认和捍卫富人对穷人的不平。
—— 选自《自由之路》 罗素
  当哲学把它的灰色描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
——选自《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他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选自《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
  肉体的痛苦不但不能增加我的苦楚,反而使我忘掉精神上所受的折磨。
——选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 卢梭
  幸福作为一种永久的状态,似乎不是为世人安排的。在人世间,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具有固定的形式。我们自己也在变化,谁也不敢说他明天还继续爱他今天所爱的东西。
——选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 卢梭
  活着——就意味着长久的生病: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亚斯(Asklepios)一只公鸡。
——临死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我但愿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男子适于战争;女人适于生育;但两者却适于以头和两腿跳舞。
  其间没有跳舞的日子是一种损失。没有带来欢笑的一切真理都是虚伪。
——选自《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尼采
  道德便是:摆脱感官的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历史无非是对感官的信仰,对谎言的信仰。道德便是:否定对感官的一切信仰,否定人性的残余......
——选自《哲学中的“理性”》 尼采

8段经典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HELP:
possession:    n.财产
torturing :     adj. 使痛苦的

Happiness lie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s, the joy and moral stimulation of work no longer must be forgotten in the mad chase of evanescent profits. These dark days, my friends, will be worth all they cost us, if they teach us that our true destiny is not to be ministered on to , but to minister to ourselves, to our fellow men.

幸福并不在于单纯的占有金钱,幸福还在于取得成功后的喜悦,在于创造努力时的激情。务必不能再忘记劳动带来的喜悦和激励,而去疯狂追逐那转瞬即逝的利润。如果这些黯淡的日子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真正的使命不是要别人侍奉,而是要为自己和同胞们服务的话,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
HELP:
stimulation:     n.激励,刺激
evanescent:    adj.渐渐消失的,易消散的
profit:        vi.得益,利用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we hold theses truths to be self-O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I have a dream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When we allow freedom to ring, when we let it ring from every village and hamlet, from every state and city, we will be able to speed up that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black men and white men , jews and Gentiles,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and to sing in the words of the old Negro spiritual, “free at least ,free at last .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

我有一个梦: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站起来,并实现他的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将捍卫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即所有人生来平等。我有一个梦:有一天在乔治亚洲红色的山丘上,从前的奴隶的子孙们能和奴隶主的子孙们像兄弟一样坐在同一张桌旁;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将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人们不以肤色,而是以品格来评价他们。当自由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当我们让它从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响起的时候,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是,上帝所有的孩子,无论黑人白人还是犹太人,异教徒。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都能够手挽手歌唱那古老的黑人圣歌: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HELP:
Creed:         n.信条
Brotherhood :    n.手足情意, 兄弟关系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We have before us an ordeal of the most grievous kind. We have before us many, many months of struggle and suffering. You ask, what is our aim? I can answer in one word, it is victory. Victory at all costs—victory in spite of all terrors—victory, however long and hard the road may be, for without victory there is no survival. Let that be realized, no survival for the British Empire, no survival for all that British Empire has stood for , no survival for the urge, the impulse of the ages, that mankind shall more forward toward his goal. I take up my task in buoyancy and hope. I feel sure that our cause will not be suffered to fail among men. I feel entitled at this juncture, at this time, to claim the aid of all and to say, “Come then, let us go forward together with our united strength.”[/color]我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泪水和汗水。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场极为残酷的考验,我们面临的将是旷日持久的斗争和苦难。你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不畏惧一切恐怖去夺取胜利,不论前路再长再苦也要多去胜利,因为没有胜利纠无法生存!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所象征的一切,没有胜利就没有多少世纪以来强烈的要求和冲动:人类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此刻,我的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承当起自己的人物。我确信,只要我们大家联合,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挫败。此时此刻千钧一发之际,我觉得我有权要求各方面的支持。我要呼吁:“来吧,让我们群策努力,并肩迈进!”
HELP:
Grievous:    adj. 令人忧伤的
Buoyancy:   n.   浮性 浮力 轻快
Entitled:    adj. 有资格的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 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en. Finally whether you are citizens of America, or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of us here, the same high standards of strength and sacrifice which we ask of you. With a good conscience of our only sure reward, with history the final judge of our deeds, let us go forth to lead the land we love, asking His blessing and His help, but knowing that here on earth, God's work must truly be our own.--By John F. Kennedy
译文:

  美国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应该问你们能为美国贡献些什么。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做些什么,应该问我们一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最后,无论你是美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同胞,你们应该要求我们献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和牺牲。无愧于心是我们惟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最终的裁判。这一切让我们大步向前,去引领我们所热爱的这片土地。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很清楚,上帝在尘世的工作必定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美]约翰·肯尼迪

  citizen: n.市民,公民

  sacrifice: n./ v.牺牲,献身

  conscience: n.良心,道德心
 
Let me express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nameless, 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 In every dark hour of our national life, a leadership of frankness and vigor has met with that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people themselves, which is essential to victory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you will again give that support to leadership in these critical days. In such a spirit on my part and on yours, we face our common difficulties. They concern, thank God, only material things.--By Franklin D. Roosevelt
译文:

  
让我来表明我坚定的信念:我们不得不害怕的其实就是害怕本身--一种莫名奇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它把人们转退为进所需要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但凡在我国生活阴云密布的时刻,坦率而有活力的领导都得到过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为胜利准备了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在目前危机的时刻,大家会再次给与同样的支持。我和你们都要以这种精神来共同面对困难。感谢上帝,这些困难只是物质方面的。--[美]弗兰克林·罗斯福

  unreasoning: adj.丧失理智的

  unjustified: adj.毫无根据的


In this symposium, better is it to only sit in silence. To express one's feelings as the end draws near is too intimate a task. That I would mention only one thought that comes to me as a listener-in: the riders in a race do not stop short when they reach the goal, there is a little finishing canter before coming to a standstill, there is time to hear the kind voice of friends, and to say to oneself, the work is done. But just as one says that, the answer comes, the race is over, but the work never is done while the power to work remains. The canter that brings you to a standstill need not be only coming to rest; it cannot be while you still live. But to live is to function, that is all there is in living. So I end with a land from a Latin voice: death, death, clutches my ear, and says, live, I am coming.--By Oliver Wendell Holmes
译文:

  此刻,沉默是金。要在生命即将完结之时表达个人感受并非易事。但我只是想谈谈作为一名倾听者的看法。骑士们并非一到终点就立刻止步。他们继续缓步向前,倾听朋友们的欢呼。他们虽然告诉自己行程已经结束了。正如人们所说结果出来了,比赛结束了。但只要动力仍在,人生之旅就尚未结束。终点之后的慢跑并非停止不前,因为活着便不能如此。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才是生命的真谛。最后谨以一句古拉丁格言与各位共勉:死神不止,奋斗不止。 --[美]奥利佛·文德尔·荷默斯

  in this symposium:此刻

  At this timegoal: n.目的,目标